城市治理:社会权力关系网络的更新
当前的城市更新正在经历从“re-”到“trans-”的转型,即从单一的地块重开发转向对地块的类型价值、社会网络价值、文化价值等多维价值的整体性考量。这些价值需要通过城市治理的手段来实现。本文以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为角度切入,分析了广义视角下城市治理的多元内涵,指出基于城市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应该超越制度和规范设计,通过地方赋权来关注场地上的关系网络的更新。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园境建筑学部博士候选人
《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
在全球化激烈巨变的今天,以Urban regeneration 为代表的衰退地区“二维”城市更新已经逐步被以Urban transformation 为代表的“多维”城市价值复合转型所取代。近年来,我国更是提出了许多与城市更新相关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议题比如城市修补、城市活化、城市营造等。然而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比如城市更新前各种城市病的复杂化,城市更新中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对立思想,城市更新后主体人群对场地的疏离感。究其原因,可以部分归结于对“城市治理” (Urban governance)这一作为城市更新愿景的实现过程的认识不足。
目前对于城市治理的理解,普遍基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和新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在对“治理(Governance)”做出新定义后,继而提出的城市治理理论。1995年,联合国旗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将“治理”定义为政府或公共行政管理的同义词,是公共或私人的机构为了争取社会的经济发展,管理其共同事务及资源的诸多方式的总和。随后,各个领域的学者分别提出了对城市治理的理解。以西方学者Pierre Jon为代表的政治科学家认为城市治理是一种向地方放权来实现集体目标的过程,它有四种不同的模式:管理模式、社团模式、支持增长模式和福利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城市治理是一种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监督的职能。还有人认为城市治理是一种协调主客体间政府与社会权力的制度设计。
显然学者对城市治理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 但其都有 “地方化(Decentralization)”和“多中心网络(Polycentric Network)”两大特征,以及实现多元参与,促进社会正义的普世目标。以香港2018年中区警署旧址 “大馆”的城市更新为例。大馆建筑群有着170年历史,经过近10年的修复,从前的历史建筑被活化成了集历史博物馆、美术馆、书店、画廊、餐厅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晋 “网红打卡地”。然而这样的城市更新,在 “小政府大市场”的香港并不是件易事。大馆作为香港目前最大的古迹保育活化项目,其38亿港元的主要前期投资和后期运营经费皆来源于非营利社会组织香港赛马会的捐赠。然而要维持更新后场地的活力,又离不开其他香港文化组织、大学机构和公众的多方参与。由此可见,目前大部分的城市更新实践,都蕴含着上述城市治理的隐形逻辑,即构成一个政府、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多主体治理网络,通过协商合作的动态机制,增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 大馆 ,即旧中央警署,位于香港中环荷里活道,曾经是香港警察总部及中区警署。中区警署现已搬迁,原址连同前域多利监狱、前中央裁判司署的建筑群现在是香港法定古迹,2018年经更新后对外正式开放。图中前方的营房大楼建于1862年至1864年间,是旧中区警署建筑群中最古旧的建筑物之一。更新过程中通过保留建筑物原有的设计、物料、构建,呈现真实历史原貌。后方环保铝砖构成的新美术馆由赛马会委托曾负责北京鸟巢设计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HdM)设计。
△ 美荷楼 ,位于香港香港九龙石硖尾寮屋区清拆后分期重建的石硖尾邨,1954年建成,是香港第一代公共房屋。2008年,美荷楼成为首批《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7幢建筑物之一,经过改造翻新变身为美荷楼青年旅舍,于2013年12月开幕。图为改造前后的美荷楼。
图片来源:上图:www.heritage.gov.hk 下图:Booking.com
当前中国的城市治理
仍侧重顶层设计,
缺乏具体的参与路径
尤其在2013 年后, “治理” 及其衍生名词如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能力等逐渐成为我国执政层高度关注的核心概念。其中对于城市治理,更是在提出了 “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 来治理城市,并把全球治理委员会定义的 “好的治理”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提出 “善治”的目标,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从上述目标看来,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正在中国起步。目前的实践案例包括全国推行的河道治理河长制问责模式,直接让每一条河道水质与各级官员职责的挂钩;北京提出了用大数据侦查进行基层治理改革和创新;上海徐汇区出台了精细治理守则,为辖区所有道路制定了不同的风貌保护要求(延伸阅读:2017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为风貌而设计”徐汇区岳阳路实践案例展策展人薛鸣华访谈:为风貌而设计,为未来而改变)。然而总体来说,城市治理在中国仍侧重于顶层设计,强调政府的作用和多元主体参与的职责,但是对各主体参与的途径、程度与边界仍然定义模糊。
△ 南丰纱厂 ,位于香港荃湾,1954年落成时是当时香港产量最高的纱厂之一,半个世纪以来见证了香港纺织工业的兴衰史。2014年,南丰集团决定将纱厂活化,耗资7亿港元将四至六厂改建为单一建筑群。活化工程中,纱厂过去的部分特色及设计,如旧有绿色油迹的墙身、旧式铁框窗户等获得保留。改造后的项目于2018年开幕,作为创意培育基地、纺织文化艺术馆和零售空间。
摄影:王婷
作为城市治理的目标之一,城市更新为城市治理的完善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实践平台。要客观地分析评价城市治理,可以从其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动态的过程性(Process)着手。城市更新和城市治理的主体——城市,在星球城市化的背景下,已经变得碎片化和边缘模糊化。城市作为一个地方(Locality)已经不再是一个实质的物理空间,而是逐渐转化为一种相对动态的关系和地方共识。所以基于城市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更新不应只是设计制度和规范,而更应该通过地方赋权,来关注场地上的关系网络的更新。
星球城市化
△ 星球城市化指随着全球化发展,未来许多不在 “城市” 的人和自然环境,也会通过社会生态的新陈代谢过程,被动地融入到维系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中,构成不均匀的都市延伸空间。当前多国政府积极推进跨过空间合作,通过建设跨国交通廊道、通信及能源网络等大规模基础设施促进大范围的城市空间开发,就是星球城市化的表现,典型如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
图片来源:andrewstokols.com
△ 《城市中国》087期《中国海外产业园:产业集群走出去的经验与反思》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投资者在海外营造的产业园区。本期从中国西南的边境出发,途径印度尼西亚、中东、埃及、东非直到西非,从矿业到制造业,邀请各方专家探索中国海外产业园区的构思、设计、规划、建造和运营,以及这些产业园区与全球产业链的关联、对中国经验的反思以及对本地发展的影响。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买。
同时,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的一大共性是其空间性(Spatiality)。空间是城市更新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主体间协调关系和达成共识的中间介质。城市定义的模糊使得空间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话语和价值的载体。所以有机的城市更新产生的新的空间利益相关性,能反向促成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检验城市治理的效果。
所以在城市空间价值被不断深入挖掘的当下,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理解多元主体参与和动态权力网络下的城市治理,或许能给城市更新的困境带来新的思路。
△ 利东街 昔日是香港著名印刷品制作及门市集中地,尤其以印刷喜帖著名,故也称喜帖街。2004年初,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此区,后几经居民与商户的抗争,最终平衡适量发展与保存旧区面貌,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图片来源:archibazaar
Reference
Pierre, Jon., 1999. Models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urban politics. Urban Affairs Review. 34 (3), 372-396.
Robbins, Paul, and Julie T. Sharp., 2003.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chemicals: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American lawn. Economic Geography. 79 (4), 425-451.
Ruhanen, Lisa, Noel Scott, Brent Ritchie, and Aaron Tkaczynski., 2010. Governance: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Tourism Review, 65 (4), 4-16.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
楚建群, 赵辉, 林坚. 2018. 应对城市非正规性: 城市更新中的城市治理创新. 规划师, 34 (12), 20.
王佃利, 任宇波. 2009. 城市治理模式: 类型与变迁分析.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5 (5), 55-62.
吴晓林, 侯雨佳. 2017. 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中国行政管理, 9, 29.
钟晓华, 2018. 全球化语境下城市治理的复合层次与实践创新——以大都市城市更新为例. 国外社会科学, 2, 12-19.